说到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无疑是中国读者第一个想到的人。
中国读者对于其作品的喜爱程度让帕慕克感到惊喜，他的作品几乎已全数在中国内地出版。很多读者被帕慕克书中浓墨重彩的城市元素所吸引，甚至带上书前往伊斯坦布尔打卡。从文化历史等各种意义上，伊斯坦布尔已然成了一座“帕慕克之城”。
曾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建筑系的帕慕克酷爱绘画，对中国山水画尤为倾心。2008年，他曾来华进行了11天的文学交流活动。在北京，帕慕克饱览故宫、长城、颐和园；流连于琉璃厂文化街，购买了中国古典绘画图册。它们全都是沉甸甸的大厚本，当时装满6个大纸箱，邮寄回伊斯坦布尔。
自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帕慕克的生活没太多改变，17年来他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纯真博物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红发女人》和《瘟疫之夜》，销量不凡。2022年4月，临近古稀的他还迎来一段婚姻，与相恋十年的女友结婚。
平日里，帕慕克会携带一个笔记本，这是他创造力的源泉，他会在上面记录任何有意义的想法，还会作画。接受视频连线采访时，帕慕克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宝藏笔记本，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小字，他笑称：“比如我今天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我会把这些日常都记下来。”帕慕克还透露，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初恋的自传体小说，详情不便透露。
新冠疫情期间，帕慕克的新作《瘟疫之夜》问世，此书原本是描写百年前鼠疫的陈旧话题，但恰逢全球经历新冠疫情，反而贴合了现实。帕慕克甚至一度受到内疚感的困扰：“我觉得好像主要是因为我写了这本小说，才招来了大流行。”
现年71岁的帕慕克依然笔耕不辍，并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态，据说每天游泳两次。他直言，自己想写的小说还有很多，动力来自于众多读者的期待。虽然受到数字化和碎片化阅读的冲击，帕慕克始终认为，纸质书的价值并未降低，因为读者依然需要严肃文学。
《凤凰周刊》：围绕你的作品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读者的喜好有着极大不同。在美国，你最受喜爱的作品是《雪》；在西班牙、意大利是《伊斯坦布尔》；在中国、韩国和印度则是《我的名字叫红》。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人会喜欢《我的名字叫红》？
帕慕克：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是因为人们会把我的书放在一个特定背景中去思考。
我认为，中国读者喜欢《我的名字叫红》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书中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描绘吸引了他们。中国画与奥斯曼帝国的绘画和书法有着诸多相近之处，它们都基于画家和书法家的艺术性。
再一个原因是，我的书中借用了古老的亚洲故事，不仅是故事，还有传统的亚洲故事，其中一些来自中国。这些故事起源于中国，然后传到了印度、伊朗，再来到伊斯坦布尔。一些经典故事是披上外衣的中国或印度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演绎。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我的朋友。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还籍籍无名。但他读过《我的名字叫红》，十分喜爱它，并对这本书发表了一些看法。就在他发表看法一两个月后，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极大关注，因此我很感谢莫言。《我的名字叫红》能在中国广受欢迎，得益于莫言对这本书的支持。
帕慕克：我们称不上密友，毕竟他住在中国，我住在伊斯坦布尔。但我们见过面。在我200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他还带我游览了北京。后来他获得诺贝尔奖后访问了德国和土耳其，来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曾带他四处游览，还共进晚餐。我们见面的照片还曾刊登在土耳其的报纸上。我办公室阳台上风景很美，当时我邀请他到我的办公室坐了坐。他是我的朋友，我尊重他，喜欢他的书，但我们没办法经常见面。
《凤凰周刊》：你如何评价莫言的书？不知道他的书或者其他中国作家的书是否有带给你启发？
帕慕克：我很喜欢莫言的书，我喜欢他对文学的创造性态度。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伟大作家。莫言的书被翻译成了土耳其语，但说实话，他的作品并没有给我启发。我知道他的写作风格，但我们的书是不同的，我们看待这样一个世界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他也在读我的书，我知道他对《我的名字叫红》赞赏有加，他会经常谈论这本书，我很感激，但我不认为我的书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我也没有受到他的书的影响。
《凤凰周刊》：据我所知，你200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曾在北京的琉璃厂书店挑选了几十本中国古典绘画图册。这些画作现在放在哪里？对你写小说有帮助吗？
帕慕克：它们就在我的图书馆里。每当我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我都很自豪地告诉他们：“嘿，给你们看看我的中国画图书馆！”我也是一个画家，平时会在我的笔记本上画画，现在我正在展出这些画。它们的灵感部分来自中国山水画，部分来自欧洲印象派。我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受到中国山水画的启发。
我尤其喜爱阅读中国的绘画手册，学习怎么样渲染一只鸟，如何画一座近处的山，或一笔勾勒出远处的山，如何画一条河流，怎么样看待空白等等。我有很多关于中国画的手册，我收藏了一些手册，我都仔细读过。在写《我的名字叫红》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和购买关于中国山水画的书。尽管书里没有提及中国画，但我读了很多相关书籍，不仅学习了一些技巧，还学习了绘画哲学。
在中国之外，最伟大的中国美术史学家是美国的詹姆斯·卡希尔（James Cahill，中文名高居翰）。他写了大约六本关于中国画的英文著作。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创作技巧，也学习了他对中国文人墨客的介绍，例如他们因政治原因避世深山、写诗作画，这些人的绘画和诗歌激发了我的浪漫情怀。
〓美国著名中国美术史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对中国美术作品的解读影响了西方几代人。
当然，《我的名字叫红》不是一部以中国画为主题的小说，它讲述了西方绘画带给乃至奥斯曼画家的紧张焦虑和文化冲突，以及传统画家背叛艺术传统和国家带来的思想冲击。
《凤凰周刊》：你最近一本小说是《瘟疫之夜》（Nights of Plague），它的中文版于2022年发行之后，引起广泛讨论。听说新冠疫情后，你重写了这本书近80%的内容。为何会构思这样一个主题？无论是中世纪的鼠疫还是这次新冠疫情，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帕慕克：的确，但也许我需要澄清一下。近35年来，我一直考虑写一本关于中世纪国家的书。后来我改变了主题，不再写中世纪，而将目光放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和现代文明端倪初现的时期。1890年代，世界出现了“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它在中国和印度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但在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却没那么多人染病。
作为一名连接东西方的作家，我常在书中探讨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或者西方化的趋势以及西方怎样看待东方。土耳其处于东西方的交汇处，我又来自伊斯坦布尔，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适合我去探讨的话题。不仅如此，在我其他小说中，比如《白色城堡》和《沉默的房子》，也有过关于瘟疫场景的描写。
写作的初衷就像我在《我的名字叫红》中说的那样，源于我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后者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更利己，从而更执着于当下的生活。
死亡会让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会去寻求宗教。但我是一个世俗的人，对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理解死亡。如果你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死亡的恐惧会加剧你的个性、形成与众不同和独特的人格。如果一个人开始认真思考死亡，其个性就会发展起来，他可能会去学习艺术，进行哲学思考，开始阅读书籍。
事实上，这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观点。他对此进行过深入思考。与死亡的对抗，对死亡无畏的审视，会让我们变得与众不同。
有鉴于此，我想写一部以奥斯曼帝国为背景的关于鼠疫的小说。我在新冠疫情前六七年就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之后持续写了三年，完成了超过75%-80%的内容。我的一个朋友当时对我说：“奥尔罕，谁会对你的中世纪小说感兴趣？这是一件过时的事情，一个无聊的主题！”但突然间，新冠疫情来了。这位朋友又打电话来说：“奥尔罕，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你的小说如此贴近现实！”
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幸运。我的姑妈是土耳其最早一批新冠感染者，后来成了第一批罹难者，我甚至无法参加她的葬礼，当时穿着白色衣服的人抬走了她，随后她就永远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说，我又似乎很幸运。鼠疫原本是一个公认的陈旧话题，结果新冠疫情出现了，我在小说里写的内容忽然出现在了报纸上。
《凤凰周刊》：你书里的角色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但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成长于一个富裕的家庭，职业生涯始于自由职业，从没给人打过工。你如何理解那些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与你有着毫不相同背景的人？
帕慕克：拿我引以为傲的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为例，它讲述了一个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最穷困潦倒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卖钵扎（boza，土耳其的一种发酵饮料）的街头小贩，这是一个沿袭自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行业。
在我小时候，那些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卖钵扎的人，也会卖酸奶。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的酸奶并不是瓶装产品，想要吃的话，先要找一个卖酸奶的人，然后他每周都会来问你：“先生，这周你想要酸奶吗？”
那些兜售廉价自制手工食品的人，属于伊斯坦布尔最穷困的阶层。我虽不是来自这样的家庭，但我采访过很多这样的人。有时我说自己是一个记者，有时说是一个知名作家或一个作家。“我在写一本小说，能和我聊聊吗？”有时我还会给他们钱，他们很乐意跟我聊一聊，我也在报纸上写过他们的故事。
我的采访对象里面不仅有卖钵扎的小商贩，还有餐厅服务员、教婚礼策划人等。写作中要说明，我就会去找专家，找沙龙，找商店，然后勇敢地介绍自己。我曾和妻子一起前往伊斯坦布尔最贫穷的社区做调研，找人交谈，四处游览，还专门找了一些偏僻陌生的地方。
讽刺的是，我批评政府的行为反而给我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我在土耳其有一些政治麻烦，因为我之前批评过政府，受到了死亡威胁，他们把我告上法庭，但正因为这样，我也雇了保镖。在这些调研中，保镖提供了很大帮助，因为我可以去非常遥远的社区，去那些有危险的地方拍照。
我就是这样写出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就像你说的，我来自一个富裕家庭，住在上流社会居住的社区。我和他们不同，并不代表我不能写他们。我可以和他们交谈，做很多采访，整理出大量材料，再不停阅读这些材料，我的想象力会在阅读中被激发出来。然后我开始构思一个故事，慢慢开始小说的创作。
这些采访让我了解到他们使用的语言，我会试着在书中模仿他们说话。写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之前，我去了安纳托利亚那些贫穷的社区，那里就没有游客。伊斯坦布尔的小商贩大部分来自该地区的十几个村庄。大约60年前，村里的一两个人来到伊斯坦布尔兜售酸奶，发现生意不错，于是就招呼家乡的亲友们一起干。最后，十几个村庄的人都来到伊斯坦布尔，在街头兜售酸奶和钵扎。
我去那里做采访的时候，可能因为我是个名人，被发现后，当地人互相通知说：“帕慕克在这里，他在写关于酸奶商贩的小说。”10分钟后，所有在伊斯坦布尔工作过的人都聚集在当地一家茶馆里，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不仅听，也会录音，然后我的助手再把素材整理出来。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描写他们的生活，我对他们心怀敬意，试图描绘这群人艰难生活的现实。因此，我写了这本500页的书来表达我的尊重。
小商贩们每天背负着沉重的酸奶，却依然乐观豁达，这让我惊叹。这些人走街串巷地吆喝，他们就像重量级的运输工具，终其一生身负重荷。然而，政府并不会尊重他们，而将他们视若蝼蚁，对他们的商业行为做出限制。我会关注他们在困境中的挣扎，例如如何找女朋友、如何结婚生子等。
现在土耳其也有来自亚洲、阿富汗、叙利亚和北非的移民，我也打算写一些跟他们相关的东西。
〓很多中国读者被帕慕克书中浓墨重彩的城市元素所吸引，甚至带上书前往伊斯坦布尔打卡。
大多数时候，我不是在为自己写小说，而是通过不断研究、学习，认识形形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总在选不一样主题，有些是历史题材，也有像《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那样关乎底层百姓的题材。总之，我想离底层人民更近一些，能真的去跟他们进行接触、交流。他们中的一些人读过《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很高兴我关注到他们的生活。这是一本我引以为傲的书，我也推荐给中国读者。
帕慕克：我喜欢写日记，也喜欢用笔记本作画，我还会写下我的每日感想，比如今天我接受了中国杂志《凤凰周刊》的采访，我会把这些日常记下来。我已经坚持写了15年。现在，我的土耳其出版商、法国出版商以及世界各地的英文出版商正在计划出版我的日记，我相信未来它也会在中国出版。谈到小说，我正在写一本有关我初恋的自传体小说，讲述一个人是如何坠入爱河的，以及它对人产生了何种精神影响。但我现在不想做过多介绍，因为我还在写作中。
《凤凰周刊》：距离2006年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17年了，这一奖项给你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哪些变化？
帕慕克：在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土耳其和一些欧洲的媒体已经有一种说法：帕慕克将会获奖。那时我还很年轻。我想自己可能会在20年后才能得奖，不是2006年，而是2026年或2036年，至少在我75岁的时候。但幸运的是，我在54岁就获奖了。
得知获奖的时候，我正在美国，早上6点有人叫醒了我，告诉我这一喜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会改变我的生活。
当时我正在写《纯真博物馆》。得知获奖后的两个月，我一直忙于宣传，参加了很多活动。当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颁奖仪式后，我就继续《纯真博物馆》的写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没改变我的生活。我之所以获奖，只是因为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
获奖时，我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46种语言，《我的名字叫红》中文版在诺贝尔奖颁发前一个月就在中国出版了。而现在，我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了66种语言，甚至在一些连我都不知道的国家出版。说起来有些汗颜，我应该是作品被海外翻译数量最多的依然健在的作家之一。
我感到自己肩负了很大的责任，因为我的书在全世界卖出了1700万本。我的每一部小说，在作品完成前，就能在美国和亚洲市场预售30种至35种语言的译本，而当土耳其语出版后，还会增加20种至25种语言的译本。
虽然我拥有这么多读者，但毕竟阅读小说的人十分有限，我也清楚自己影响力的局限——我的书深奥晦涩、文学性强。我有时想，我是为每个国家的一小群人写作的，这一小群人就像是一个宗教团体。我的读者是关心文学艺术作品的人，也是对严肃文学感兴趣的人。
《凤凰周刊》：你怎么样看待外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例如有批评认为获奖者反映了评选委员会的政治偏好，缺乏多样性，例如以男性为主导，过于关注欧洲和北美作家而忽视了别的地方的作家。
帕慕克：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有如此多的批评，部分原因是每当结果公布时，记者们就会想要去批评它。
以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美国人就很生气，因为有很久没有美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结果，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音乐创作者鲍勃·迪伦（Bob Dylan）。我对此持批评态度，虽然他的确是一个诗人，但我觉得应颁给另一个诗人。
有些人批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因获奖者不是自己国家（的作家）；有些人批评它是因为认为它颁给了一些政治批评家，例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于是人们会说，它过于政治化。
我也被一些土耳其人没完没了地批评，他们说我不是一个好作家，获奖是靠着批评政府，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这些批评不会对我有分毫伤害，我为自己付出的一切感到骄傲。我不在乎那些批评，只会把它们当成笑料。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依然会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尤其在一个作家年轻的时候。
《凤凰周刊》：如今，视频网站和社会化媒体成为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大家似乎习惯于电子化和碎片化的阅读。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纸质书籍的重要性正在减弱？
帕慕克：不，纸质书籍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担忧，对那些写垃圾小说和廉价书籍的作家来说才是吧。
那些购买严肃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他们想要纸质书籍，因为读完后，他们想把它放在图书馆里，他们会向朋友推荐说，这是一本很艺术的书，我花钱买了这本书。但如果读的是垃圾书、八卦书或廉价的侦探小说，他们就不想保留它们，更不想要漂亮的精装本，他们只是想打发时间，在手机上阅读，不久就抛之脑后。
在美国，我的纸质书销量没下降，电子书占比也很低。另一方面，亚马逊这类销售平台也让我有了新的读者。在土耳其、美国和欧洲，我的图书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销量也没下降，反而还上升了。我相信在中国也是这样。这可能因为大家疫情期间都被隔离在家，有些人不看电视，而是读书。
《凤凰周刊》：最后想谈谈土耳其的现状。你的哥哥谢夫凯特（Sevket Pamuk，土耳其知名经济史学家）数月前接受我们采访时提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出的“土耳其世纪”的宏伟愿景缺乏说服力，因为土耳其经济不再强大，甚至比10年前还弱。你怎么看他的这一观点？
帕慕克：我哥哥有告诉我，他接受了一家中国媒体的采访，我为他感到骄傲，他也为我（即将接受采访）感到高兴。土耳其的经济情况非常很糟糕，比我图书的销量还要糟糕。所有的商品都在涨价，从衣服到鞋子，从厨房用具到杂货，土耳其人面临着很大的购买压力，他们的购买量减少了四分之一。过去5个月乃至两年以来，土耳其人的收入也明显降低了，就像阿根廷一样，原因是埃尔多安政府的执政不当。
帕慕克：给年轻人找工作是政府的职责。如果你没有工作，可能看起来像是你自己的错，但其实是政府、社会机构和社会系统的责任。如果你没有工作，不要责怪自己，这是政府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