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历了4日制水时期.......祖国给予东江水援助，给我们香港，当时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饮水思源很重要，要感恩。”
民间传说，在香港岛的薄扶林地区，曾经有一条溪水流淌入海。岛上居民和往来的船只，常常到这里来取水饮用。
由于溪水甘甜可口，人们就把这条小溪称作香江，而位于香江尽头的这个渔港，也就慢慢变成了“香港”。
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香江水即便并不丰裕，但供应这里的渔民使用，已经是绰绰有余。
然而，在1840年之后，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亚洲重要的航运、贸易和金融口岸。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的爆炸性增长。
根据史料记载，1848年前后，香港人口大约只有24000人左右，到了20世纪30年代，香港人口已经增长到160余万人，而到了60年代初期，更是达到了300万人以上。
大量人口的涌入，在给香港提供了海量劳动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水资源的极度短缺。
有些朋友们可能会感到疑惑，香港位于潮湿多雨的亚热带，这样的地方还会缺水？
实际上，香港每年降水量大不假，但降水分布极不平衡，80%的降水都集中在夏季，其他季节的降水量相当稀少。
更要命的是，地形狭小的香港岛，根本就没有储存大量淡水的能力。一旦“龙王爷”放长假，香港立刻就会面临断水危机。
在前一年，香港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旱灾：河流全体断流，仅有的几个水塘也干涸见底，本来为数不多的农田更是颗粒无收。
更要命的是，这场旱灾不仅来势汹汹，还大有“在沙家浜扎下去”的势头，直到1963年夏天，旱灾还没有丝毫退去的迹象。
面对严重的旱情，港英政府焦头烂额，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法保证300万香港人的饮水问题。
无奈之下，港英政府实行了一项令人瞠目的法规：每4天供应饮水一次，供应时长为4个小时。
法令一出，香港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在短短4个小时内，要储备4天的基本用水，不混乱才怪。
在老香港人的记忆中，最近一段时间简直如同炼狱：淘米水留下洗碗、洗澡水用来洗衣已经是常规操作。学校里的体育课全部暂停，只是为了尽量少流汗。甚至住院的病人，在医药费、住院费之外，都要另付一份税费账单。
每当供水期到来前，香港的每个公共水龙头前，都会排起望不到头的长龙。如果有人多打了一桶水，立刻就会引发骂战甚至斗殴，拳头脚尖齐飞，那点“文明气象”早就不见踪影了。
从当时香港坊间流传的一首儿歌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旱灾给香港人留下的凄惨记忆：
“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阿妈上佛堂，唔知几时无水荒。”
生活用水的短缺，仅仅是这场旱灾的其中一面：根据史料记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香港的农田全面绝收，有13个行业由于断水停工减产，数十万人因此失业，20万人流离失所，总体经济损失达到了7000万港币。
当时的7000万港币是什么概念呢？1957年，香港九龙太子道上的一间1000平尺（90平米）左右的房子，售价大约为5万港币。而现在一间相同的房子，大概要1300万港币左右，膨胀了260倍。
1963年春天，一封落款为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的告急电报，送到了广东省省长陈郁的手中。
紧接着，港英当局派出水务署长前来广州，向陈郁正式提出了由广东向香港输送淡水的请求。
这是一份迟到了14年的请求：当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曾经有香港企业家给中南局陶铸写信，请求广东帮助香港解决供水问题。
这封信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由他出面联系港英分局，提出建设广东至香港供水工程的建议。
虽然新中国向香港释放出了善意，但港英当局依然死死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一直对新中国伸出的橄榄枝视而不见。
直到1960年，在香港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新上任的港督柏立基才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港英当局每年向广东省政府购买50亿加仑淡水。
50亿加仑听上去很多，但实际折算下来，平摊到每个香港人头上，也就每年7.5立方米左右，连保障生活用水都谈不上，更不用提工业用水了。
而且，即便每年要花费资金租用船只运输淡水，港英政府依然不愿意商量建设供水工程的问题，就这么拖延了下去。
如今，港英当局终于低下了他们曾经高傲的头颅，陈郁心里却没有一丝丝快意。他很清楚，若不是香港百姓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港英当局是绝不肯放下身段，上门求助的。
而这些香港百姓，原本就是中华同胞。每延迟一天，同胞们的苦难就会深重一分。
出于这种考虑，陈郁当即批准：允许港英当局派船到珠江免费取水，同时，广州市每天无偿为香港提供2万吨淡水。
根据统计，从1963年6月到1964年3月，港英政府派来的取水船舶达到1100余次，加上广州市的供水，累计为香港输送了27亿加仑的免费淡水。
可以想象的是，假如没有这27亿加仑的淡水，香港百姓的生活恐怕会变得更艰难。
在为香港解决燃眉之急的同时，陈郁也意识到，建设广东到香港供水工程的时机可能已成熟了。
于是，从1963年6月开始，陈郁便指示广东省水电厅的相关工作人员组成考察队，顺着东江反复查勘，很快制定出了一份设计的具体方案，上报到了国务院。
同时，广东省政府也开始与港英当局协商建设供水工程的相关事宜，并收到了港英政府的积极回应。
然而，当双方谈到最关键的工程费用问题时，港英当局却开始闪烁其词，迟迟给不出明确答复。
经过几番交涉，陈郁明白了其中的关窍——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要进行这样的工程建设，一定要经过英国议会的批准。
在这些“英国绅士”的眼中，香港平民能不能喝得上水，似乎并不是那么迫切的问题。港英当局的上层，更不愿意为了替香港人民“请命”，而危及自己的政治前途。
就在交涉陷入僵局时，周恩来总理来了——1963年12月8日，准备出访非洲的周总理特意在广州停留了一天，准备听取供水工程的相关汇报。
当天下午，在中南局陶铸的家里，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及水电厅的专家向周总理汇报了供水工程的设计的具体方案，同时也表达当下遇到的困难。
听到港英政府不肯出这笔钱时，周总理沉吟片刻，说道：“香港95%以上是我们的同胞，为同胞付出理所应当！”
周总理的话一出口，在场的人们都有些惊讶。毕竟当时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都是要用钱的地方，为何需要让港英当局占这个便宜呢？
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虑，微笑着说道：“要从政治上看问题，把工程所有权掌握住嘛！”
听了周总理的话，大家都恍然大悟——按照设计的具体方案，这项工程不仅能为香港供水，还能为沿线余万亩农田提供灌溉。如果港英当局参与投资，那么在遭遇旱灾时，他们就有很大的可能性要求优先保证香港供水，广东百姓的利益就会遭受损失。
另外，一旦港英当局插手东深工程建设，在香港舆论大部分为港英当局把持的情况下，我方所做出的努力，很有可能会被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反倒成为了港英当局的“政绩”。
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这项供水工程列入了国家计划，由中央拨出3800万专项资金进行建造。
周总理还亲自将工程定名为“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著名的“东深工程”，就此一锤定音。
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东深工程的资金有了着落。然而，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无数难关等待着人们去攻克。
按照东深工程设计的具体方案，需要将东江水引入东莞市桥头镇，然后经过抽水站逐级抬升，将河水整整提高46米，输入雁田水库，再转入深圳水库，最终输送到香港。
在东深工程的施工现场，两幅巨大的标语随处可见：“让高山低头，让河水倒流”。
在机械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东深工程的建设者们靠着原始的扁担、推车，硬是筑起了数十公里的堤坝，截断了宽阔的河流，一点点地将施工蓝图变为了现实。
然而，就在人们热火朝天地战天斗地时，从1964年5月起，气象部门便送来了一个又一个坏消息：台风来了。
或许是这一年多的长假，让“龙王爷”积攒了太多精力，1964年的台风来得格外频繁——根据史料记载，从5月到10月，东深工程现场就遭遇了5次台风的正面袭击。
如今，当台风来临时，我们都会躲在家里，需要担心的无非是窗户结不结实、供电是不是正常，甚至盼着台风再猛烈一些，好心安理得地在家摸鱼。
然而，在58年前的东深工程现场，数万名建设者们却没有这份余裕：每当台风来临，他们都要顶着“机枪扫射般的大风”，在施工现场抢险排水：水泵不够用，就用水桶、脸盆；推车被吹翻，便用人拉肩扛；围堰决口，他们便抱着沙袋跳进汹涌的河水当中......
靠着他们置生死于度外的努力，东深工程不仅抗住了5次台风的袭击，还抵御住了石马河50年一遇的大洪水，保证了工程的平安运行。
根据资料显示，在为期一年的工程建设过程中，他们所挖出的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见方的石台，可以从广州到深圳铺上8个来回，他们架设起的高压线圈！
1965年2月25日，东深工程全线竣工。在竣工之前，香港工务司专门派人前来参观，当他们看到坚固的堤坝、崭新的泵站时，不由得赞叹道：“这是由世界第一流的头脑设计出来的！”
两天之后，在东莞塘头厦镇上，召开了东深工程落成典礼。港九工会联合会、香港中华总商会专门派人送来了两面锦旗，上面醒目地书写着：“饮水思源，心怀祖国”、“江水倒流、高山低首。恩波远泽，万众倾心。”
1965年3月1日，东深工程向香港开闸送水，当年就为香港供水150亿加仑，是整个香港原有储水量的2倍。
清凉的东江水，不仅滋润了干枯的香港，也向300万香港人民传递了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即便身在他乡，我们依旧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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