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是科学界最高奖项诺贝尔奖公布的时刻。诺奖往往代表人类最重大的科学突破，而诺奖得主大多也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巨擘。
当然，诺奖历史上有不少争议，如1949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颁给了前脑叶白质摘除术，该手术当时被认为可以治疗精神疾病，但后被证实根本没用，还带来非常大伤害。又比如1926年医学与生理学奖颁给了寄生虫导致癌症，后被证伪。
这些可以说是诺奖委员会看走眼，识人不明。但在另一些诺奖得主身上，诺奖委员会没看错，他们的科学贡献确实卓越，可这些人在重大科学发现外，又有太多奇葩行为。
有些行为的严重性甚至超越了古怪的范围，危害之大估计能让诺奖委员会汗颜，巴不得除了XX发现了XX之外，别的事越少有人注意越好。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些诺奖得主的奇葩行为甚至是阴暗面，本榜单绝不全面，仅供参考。
酸奶、益生菌不知养活了多少带货博主。这些靠宣称科学证明益生菌种种好处的卖家们，在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同时，该纪念一下益生菌延年益寿理论的祖师爷：1906年诺贝尔奖得主，俄罗斯科学家Metchnikoff。
Metchnikoff是先天免疫的开创者，最早发现免疫反应的急先锋，吞噬细胞以及吞噬反应。吞噬细胞如其名，可以吞噬、杀伤入侵的病原体，是免疫系统的基石之一。Metchnikoff的发现即便在巨擘林立的诺贝尔奖历史上也是一流。
不过Metchnikoff还有一个贡献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为相关：推广酸奶，特别是保加利亚酸奶。
保加利亚有悠久的食用酸奶历史，酸奶完全融入当地食谱。1905年，保加利亚微生物学家Grigorov从家乡带回的酸奶分离出了一种导致牛奶发酵的细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这让保加利亚酸奶成了当时的科学酸奶。
而Metchnikoff本人对衰老异常感兴趣。他认为衰老是由肠道内的有毒细菌导致，乳酸可以延年益寿，也因此“爱上”保加利亚酸奶。Metchnikoff认为保加利亚的农民寿命长，正是保加利亚酸奶的功劳。这些还被他写作成书，1908年出版的The Prolongation of Life（延长寿命）。由于Metchnikoff的影响力，欧洲迅速刮起了一阵保加利亚酸奶旋风，原来不怎么吃酸奶的欧洲国家，英法德西班牙瑞士等等，纷纷把酸奶请上了餐桌。
Metchnikoff本人身体力行，每天都喝酸奶，享年71岁，在当时（1916年去世）应属长寿，可考虑到他的声望、生活条件，也不确定酸奶到底有没有用。
颇讽刺的是，Metchnikoff的推销彻底改变了保加利亚酸奶。原本这些酸奶大多由家庭妇女们制作，没有统一方法，依据不同时节的原料供应，用水牛奶、羊奶制作。Metchnikoff等微生物学家一入股，土法炼酸奶就不行了，必须标准化工业化，只能用保加利亚乳酸杆菌，别的菌都不行，为了产量也开始变由牛奶生产。
前苏联时期，保加利亚更是发起举国统一酸奶，打造国家名片的运动。不过随着苏联解体，保加利亚酸奶失去了国家队支持，光环褪去。如今大家听说更多的应该是土耳其酸奶、希腊酸奶等。但Metchnikoff当年的乳酸菌有益，排出毒素等理论，被如今的益生菌行业完美继承。没有他的力捧，或许你听到酸奶二字时，反应会是“那是啥？”
不知道你是否属于感冒了泡杯维生素C，或者听说流感很厉害，开始喝维C预防？即便你不是，相信你周围肯定有这样的人。而维C治感冒甚至是维C治百病能如此深入人心，和酸奶益生菌一样，也要感谢一位诺奖得主：Pauling。
Pauling是著名生化学家，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从解析蛋白质结构到确认镰状细胞病的分子机制，Pauling在多个领域有卓越贡献，是人类历史上都排得上号的伟大科学家。但一次讲座里的偶然一语，改变了Pauling的后半生，也给维C制造商们带来非常大商机。
60年代早已功成名就的Pauling在一个讲座中提到希望能再活25年，跟踪那些重大科学进展。台下正好有一位生化学家Irwin Stone，Stone坚信人类需要大量的维C才能维持最佳健康状态，而不是主流学界认同的与其它维生素一样，人体只需少量维C。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原来Pauling也是想要“长生不老”的“同道人”，于是Stone写信给Pauling，建议每天吃3克维C，延年益寿。Pauling听取了Stone的建议，一用，感觉极为良好。最让Pauling感受深刻的是，过去每年都要感冒几次，如今全没了。
从此，Pauling对维C着了迷。1970年出书Vitamin C and the Common Cold（维C与感冒），鼓励美国人每天吃3克维C。Pauling自己更是持续不断的增加维C剂量，后来每天吃18克。
由于Pauling的名望地位，维C迅速出圈。原来人们去药店就算买维C大多也是低剂量，Pauling的一捅操作，厂家纷纷跟着消费者，成了越大越好。
甚至在去世前几年，Pauling仍宣称吃最佳剂量的维C以及其它营养补充剂的人，能多活25-35年，还没有疾病困扰。
Metchnikoff和Pauling为我们大家带来了益生菌、维生素两大保健品支柱，让无数人开开心心交智商税。虽说影响深远，但二人坚决身体力行，初衷也是想改善人类健康，勉强算是好心办坏事。接下来几位诺奖得主的奇葩言行，就有点变色了。
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之一是当时年仅33岁的Joshua Lederberg，他发现了细菌如何交换遗传物质，这带来了至今仍普遍的使用的是分子生物学技术转染，也是细菌产生耐药性的基础。
Lederberg的这些重大发现，多是与其妻子Esther Lederberg一起做出，甚至不少工作中Esther的贡献巨大。诺奖委员会毫不意外地忽视了这位女性科学家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Esther都被认为是丈夫实验室的打工人，荣誉多归于Joshua Lederberg。
但Joshua在诺贝尔学术报告里居然也只提到自己妻子的名字一次。1966年两人离婚，what a surprise。
贝尔实验室曾为人类贡献了多项重大科学技术突破，那里的研究人员拿过10个诺贝尔奖。其中晶体管现象的发现更是奠定了硅谷的基础。
这个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出自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科学家共享，其中之一是Shockley。不过三人拿诺奖时包括Shockley在内的两人均已离开贝尔实验室，背景极为狗血。Shockley认为晶体管是自己的发明，很快与另两名科学家闹翻，阻止他们继续参与相关研究。两人中一人本来就对超导更感兴趣，离开贝尔从事相关研究，后因超导研究再拿了一次诺奖，另一人留在贝尔却也拒绝与Shockley合作，干脆申请换组。
但Shockley远不止是一个难合作的科学家。他后来大力提倡优生学，认为黑人在智力上劣于白人，而劣等种族生育率高于优等种族会导致人类退化，甚至提出劣等人群应该主动绝育，曾说应该给智商测试100以下的人经济补偿，让他们去做绝育手术。
Shockley与第一位妻子育有二子一女，一子取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女儿也是名牌大学毕业。但Shockley却觉得自身的孩子是“退化”，因为孩子们的生母，自己的前妻学术成就太低，拖了后腿。
Shockley的言行让他在去世前几乎失去了所有朋友，家人。他的孩子是在报纸上读到讣告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
作为DNA双螺旋的发现人之一，沃森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名望地位越高的人，社会也总是更宽容一些。但沃森用一系列离谱奇葩荒谬的言论，终于击穿了世界对他的极度宽容。
早在1968年出版自传《双螺旋》时，因为沃森写的内容及有争议，最初的出版方哈佛大学出版社斟酌后干脆放弃出版。DNA双螺旋的另一个发现者克里克也是该书反对者之一，认为沃森是在胡说八道。
沃森对在发现双螺旋结构中同样有突出贡献的女科学家Rosalind Franklin极度贬低，早就令人怀疑有歧视女性嫌疑。而执掌冷泉港实验室期间，他的言行也能找到更多歧视女性、少数族裔的痕迹。不过由于DNA结构发现者的光环，沃森未被苛责。
），例如肤色深的人更强，基因差异导致黑人与白人的智商有别，有些排犹主义合理，中国人聪明却没有创造力有遗传基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些争议言论最终迫使冷泉港让沃森在2007年退休，改任荣誉职衔，可十年后，沃森在一部纪录片里继续重复自己的歧视言论，纪录片播出后，冷泉港剥夺沃森的荣誉职位，彻底划清界限。
1993年诺贝尔化学家颁给了发明PCR的化学家Mullis。和前述几位科学家一样，Mullis得奖毫无争议：PCR是使用最广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之一。没有Mullis的发明，我们都没办法想象现代生物学会是什么样子。
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发明PCR外，Mullis种种荒谬言论给学术界带来无限烦恼。他在90年代大量研究已经证实艾滋病由HIV病毒引起时，坚称二者间关联不确定，甚至称艾滋病并非真实的疾病。此外，他认为臭氧层空洞、全球变暖是科学家与政府联合欺骗经费的阴谋。
相比这些可以导致非常严重负面影响的言论，Mullis在自传里称自己相信占星术，曾遇到过外星人，倒显得不那么糟糕了。
HIV病毒中的贡献荣获2008年诺贝尔奖。但很快他就成了比Mullis更离谱，或者说更不靠谱的诺奖得主。
他在2009年发表论文称发现DNA能发射出电磁波，论文发表在他本人担任主编的一个新期刊。该研究被广泛批评为胡说八道。这本该足够丢人，但
Montagnier宣读了自己的最新发现：用顺势疗法（普遍被认为没有科学依据）检测病毒感染。这让与会的其他科学家——包括多位诺奖得主尴尬不已。
，来自于失败的HIV疫苗尝试，隔年，他又宣称新冠疫苗会导致新病毒株的出现，会引起ADE。
相比上面这些诺奖得主的奇葩言行，本文最后一位诺奖得主的行为更为阴暗：德国化学家Haber。
制氨法让人类可以大规模生产氮肥，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粮依赖于Haber的发明。
，Haber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化学武器研究中。一战爆发后，Haber被任命为战争部化学组领导，专门负责研发化学武器。他的“队伍”研发出了氯气以及其它多种毒气，他也被称为化学武器之父。
1915年4月，第二次伊珀尔战役爆发，Haber亲赴前线指挥氯气使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
Haber的行为也导致了个人悲剧。他的第一位妻子Clara Immerwahr也是化学家，还是布雷斯劳大学（二战后该校地区划归波兰）第一位德国女性化学博士。由于当时社会习俗，Clara婚后被迫远离研究，让她在婚姻中并不幸福。据记载，Clara还是和平主义者，与Haber矛盾很多。
伊珀尔前线回家庆祝自己晋升上校，两人又发生争吵，当晚，Clara用Haber的配枪自杀。Clara具体为何自杀没有确据，后世有人猜测是她反对Haber研发使用化学武器。
这固然是一种可能，但Clara与丈夫的矛盾很多，从失去事业到Haber从不顾家等等，由于史料缺乏，难以断言。
Clara自杀时，她与Harber当时年仅12岁的儿子听到枪声，Clara最后死在孩子怀中。令人震惊的是，Harber在妻子自杀的次日早晨就赶赴德军东部战线，参与对俄军的毒气战。
一战结束后，Harber仍参与德国秘密的毒气研究。但1930年代随着另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出现，Harber的命运迎来更大悲剧。纳粹兴起让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日益危险，Harber正是犹太人。尽管一开始他还因自己早已皈依基督教，同时在一战时为德军立下汗马功劳，抱有侥幸心理，但德国排犹——包括排挤犹太科学家日益严重。风雨欲来之际，Haber于1933年辞去在德的一切职务，已是花甲之年身体健康情况也不好的他匆忙开始了逃亡之路。
多位曾是Haber对手的英国科学家在关键时刻不计前嫌，邀请他到英国。不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后来也是后来以色列首任总统的生化学家魏斯曼邀请Haber去巴勒斯坦地区任职，但在旅途中，Haber就因心脏病发客死瑞士。依照Haber遗愿，他与Clara的儿子将母亲遗体从德国搬出，火化后与Haber的骨灰合葬在瑞士。
死于纳粹集中营。纳粹在集中营最广为使用的毒气恰是Haber曾领导的研究所研发。
